城市化、大都會化現象，是今日宣教工作者(包括教牧)所不能忽視的一個最重要課題。因為世界正在以一個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都市化起來。按估計，1900年時，每20個人中只有一個住在城市。今天，2個人中就有一個住在城市；到了2020年，全世界4分之3的人口都將住在城市裡。

迅速的城市化產生並帶來的種種相關的社會性、心理性、屬靈性的問題；其嚴重性遠超過許多人(包括教牧同工)的想像。唯有先知先覺者知曉及早作好防犯與預備。有許多教會領袖只有當看見問題日趨嚴重與惡化時，才有所醒悟；那是屬後知後覺者；但最糟的還是那些到如今仍按三十年前的模式牧會，對時代人心的改變一無所知者；那是屬不知不覺者。

當社會結構化整為零時(從鄉鎮的高度相關性到城市的高度疏離感、從強烈的團體(整體)意識轉化為強烈的個人意識)，教會也當有相應的對策，離開禮拜堂的"整"齊的體系，進到社區裡的"零"散群體中。教會應清醒的重新檢討承自三世紀前的傳統與盲目因襲西方結構與模式的教會格式，是否仍適切應用於已進入後現代期的今天？以下茲結合巴生堂會近年來對都市化現象所實行的一些對策與變革，稍作分享，以資參考。

一，教會結構小組化

傳統因襲西方鄉鎮格式的教會結構，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社會裡是難以有效發揮功能的。教會若單以一所建築物來期望社會人群自動湧進來，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今天不曉得應用小組動力的教會是難以增長的。緊守著禮拜堂的教會就是自甘被小小的禮拜堂空間、短短的聚會時間所侷限。如果要靠把人帶進禮拜堂來作為傳福音的策略，一萬年也完成不了主耶穌的大使命。禮拜堂的空間也極其有限；教會若只準備以教堂的空間來作歡迎世人的埸所的話，就表示教會根本就不打算準備收割莊稼。

小組如活動的教會，能進入到廣大的人群中。藉著小組，能使信徒的家成為教會具體的延伸。許多從未進入教堂的男女老幼，都可在小組中聽聞佳音，領受主愛。唯有如此，教會才能喚起那些從未想過進入教堂或因太忙碌而沒時間踏入教堂的城市人開始關心自己的靈魂。小組的應用是城市宣教的絕對必須！

巴生堂自三年前推動並設立細胞小組以來，在加強教會肢體團契生活、提供並帶動信徒事奉、引領親友認識基督等事，皆有明顯的積極作用。目前巴生堂有29個細胞小組。每組人數約12至16人。每組有正副組長各一位，再加上一位見習組長，每月一次與教牧同工聚合研討小組質與量的進展。60餘位的組長皆須扮演牧者的角色，牧養自己的組員，並與全教會維繫緊密的關係；無形中組長們皆成為教牧的延伸，牧養並關懷著組員們在生活上及心靈上的需要。在疏離感愈來俞強的城市生活裡，教會的小組生活讓許多人重新嘗到人間的溫情與主裡的親情。另一方面，因著小組的特殊親和力，讓許多教外的親友樂意參加並留下來。不久前在教會的一個約有600人參加的佈道會中，有一百多位未信者，皆是藉著小組組員的帶領而來參加的。細胞小組在城市宣教的功用可說是立竿見影。

二，加強兒童佈道事工

城市化的主因是因大量經濟移民，全球的大城市都擠滿了貧窮人；同時那裡窮人多，孩童也必定多。散佈在城市各角落的兒童，常成為被忽略的一群；當人們注意到他們存在時，往往他們已經成為社會問題人物或甚至已成為犯罪份子了。城市兒童很容易就成為那運行在今世潮流裡的邪靈的擄物！但同時，心靈柔軟純真的兒童，也是城市宣教的良田、是城市教會所應積極去收割的莊稼。城市兒童成為屬靈戰場；是魔鬼與教會必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教會若忽略了兒童佈道事工，間接上便是將他們交給了那惡者。

兒童佈道是教會不可忽略的一個城市宣教重點。〈萬國兒童佈道團〉(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所提倡的"兒童佳音團契"(Good news Club)是一個十分有功效的作法；能突破教堂的框架，尋得流落各地的兒童。巴生衛理公會自四年前推行"兒童佳音團契"以來，固定來參加佳音團契的兒童人數相等於教會主日學人數的一半。約有二百個從無機會到教會的兒童，每星期可以有一次在他們住家的附近參加一個"兒童佳音團契"；可以聽到聖經故事，並接受基督教教育。

兒童在城市的成人社會裡如同隱密的群體，不被人所注意；但教會卻應看見他們是遍佈在我們四週的莊稼，並且是成熟可收割的莊稼。

三、城市植堂

植堂也算是收割莊稼嗎？是的，堂會是莊稼工人的集合站與訓練中心、是整理禾捆簸麥子的"場"地、是收集米麥的倉庫。城市是莊稼密集的禾場，教會成為工人受訓、裝備、集合、研討、策劃以及出發的地方。收割莊稼是堂會存在的最主要目的之一。主耶穌豈不是稱教會的主為莊稼的主嗎(太9:38)？

保羅是基督工人的楷模。保羅的一生便是不斷的為主收割莊稼。而保羅最主要的宣教策略便是城市宣教、城市植堂。在短短的二十年裡，保羅帶領著一批有團隊精神的同工，將福音幾乎傳遍整個羅馬帝國；同時也在所到之處建立教會。每到一個城市宣教，保羅不只想開佈道會；佈道的目的乃為建立教會。城市植堂策略成為保羅宣教大有功效的一個主要因素。在近代教會歷史中，城市植堂的宣教策略更顯得尤為重要。

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查理．芬尼(Charles Finney)成為美國城市的宣教土，所帶動的靈性復興與教會增長對以後的教會發展影響極為深遠。慕迪(D.L.Moody)大約也是用了二十年時間，在倫敦及芝加哥城市裡從事佈道工作，對這兩個大城市的福音性影響是難以估許的。二十年代中國的宋尚節博士也是以城市為他主要的佈道重點。今天在東南亞各大城市仍可以見到宋博土半個世紀前所留下來的果子。

關於城市植堂，非以教堂為重點；要緊的是得人。所謂城市植堂，應以英語 church planting為準，是建立教會，不是蓋禮拜堂。教會是人，不是建築物。作為一個起點，往往租個店屋，有了立足點，便可開始聚會與展開事工。人太多，容納不下？人數既已增多，自然也會有更大的承載力，無須過早憂慮。

巴生堂曾設立了十多間佈道所。由零開始，待其會友人數增至35位以上、有全職同工牧養、經濟也已基本可以自我維持，便鼓勵佈道所獨立，或成立牧區，或歸教區長主理。但在開拓宣教事工上，就自然可以成為親密伙伴，共同聯合再開拓新宣教工埸，建立新佈道所或宣教站。

母會與佈道所關係，其過程可用3個"P"代表：Pioneer(開荒先驅)、Parent(父母撫養)、Partner(伙伴同工)。舉個實例：沙亞南堂乃巴生堂於十年前差人差錢開荒佈道(Pioneering)建立起來的佈道所；成為佈道所後，繼續由巴生堂負責牧養與全方供應(Parenting)。直到二年前，當條件滿足以後，沙亞南佈道所便獨立成為牧區。如今與巴生堂聯合開展蒲種新鎮的佈道事工；在經費及人力上都共同協力分擔(Partnership)。我們期望在近期其他數間已達到符合獨立條件的佈道所也將步入同樣的模式範例。

三，靈戰因素不容忽略

城市化激化貧窮問題、犯罪問題，讓邪靈大有機會工作。宣教就是靈戰，藉著靈戰掠取戰利品。不深切了解這個事實者，難有宣教成果。城市顯然的也成為撒但的主要活動中心

。城市是世俗潮流的容器與管道。撒但則是世俗潮流的掌權者；邪靈充斥在城市的各層面，有計劃的污化人心(可看為另類污染)、弄瞎人的心眼(林後4:4)、設網羅(提前3:7)、擄掠人的心靈(提後2:26)。

許多世俗的權能與系統皆為那惡者所掌控，以致叫貧者、受壓制者、被剝削者、被欺壓者，難有翻身的機會。唯有基督的福音才能使他們獲得真正的釋放與解救。(路4:18，19)城市宣教即是向幽暗權勢宣戰。不察悟靈戰因素的教會，難以得見有果效的宣教。靈戰是一大課題，不能在此盡述；唯神的工人(也是戰士)務須下切實的工夫研究揣摩。

四、工人素質

這最後一點是最重要的。教會事工無論是在鄉鎮或都市，從來不變的決定性因素，就是傳道人的靈命素質。一切的宣教策略與方法，都不能取代領袖的素質。今天神學院普遍多注重學術方面；因此也造成教會同工屬靈素質普遍偏低。以致今天出現的一種現像就是傳統科班正規出身的教牧所領導的教會一般大都進展的較緩慢。而有許多未經受過完整神學教育的同工，卻在實際工場上發揮得非常好。許多蓬勃的教會都是由一些只受過不多神學教育但卻非常熱心傳福音的傳道人所帶領。

宋尚節的生命與事奉，給我很大的啟迪；非常值得我們探討與深思。因從宋博士的宣教事工裡，讓我們看見工人的生命成為工作果效的決定性因素。在非常缺乏物資與支持系統的環境裡，宋尚節仍能成為神在本世紀裡為祂收割最多莊稼的工人之一。

宋博士曾在自己家鄉做傳道工作，但他總感到不能滿意。他更大的成就乃是在城市佈道。神明顯與他同在同工；藉著他的工作，復興了半個中國以及整個東南亞；並且有長遠果效，他的果子今日仍到處可見。宋博士可以作為華人同工的一個極佳美的模式。今天許多人只是談宣教，但有宣教士生命與精神的人卻不多。今天我們談城市宣教與建立教會，策略與方法固然重要；別人的成功例子也可以學習；但最重要的還是傳道人本身的靈命素質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收割莊稼須用工具。工人就是神手中可用的工具。但「鐵器鈍了，若不將刃磨快，就必多費氣力。」(傳10:10)工人素質與宣教果效無異是有直接關係，且往往是成正比的。這雖並非單指城市宣教才是如此，但要在今日的城市裡工作，更非得有更高效率的工人，卻是事實。

小結

今日普世的莊稼已經成熟。宣教禾場一望無際；唯其中大半皆在城市之內。20世紀即將成明日黃花。面對新千年的後現代挑戰，今日教牧與宣教工人，須作出如何相應之變，才能化危機為良機，為主大收莊稼，則是今日教會當務之急。

(楊鍾祿)